四百六十三章 大计划（五）
这两个字对于后人会有神奇般的魔力。
但不急，这时情形会让后人很失望，整个大殿茫然，赵祯也茫然，问：“包拯？”
王拱辰推荐上来的，但王拱辰不在，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，没有一个人在意。
“此人恭良，”郑朗没有说天长断牛的事，这件案子太普通了，而是说包拯在端州的一些事迹。
赵祯说道：“朕也想起来，为此朕还下过诏书，让端州官吏不得苛剥百姓无辜献端砚。传包拯谨见。”
一会包拯被带了进来。
形象也会让后人失望，不是包黑子，也没有月亮印记，一个小白脸，而且是一个小矮子，只有一米六。真正的短小精悍。郑朗留心过，他心中十分也失望，与后来电视里包拯形象反差太大了。这使他想到了张飞，一个美男子，世家子弟，但在后人心中，却是一个大黑个子，杀猪卖狗的武夫。
包拯也茫然，他官职太小，大殿里坐的是什么人，皇上，满朝宰相，召自己来做什么？
但他很有胆气的，居然不惧，从容上来说道：“臣拜见陛下。”
“你就是包拯？”
“臣是。”
“朕若让你出使西夏，你害怕不害怕？”
包拯更是一头雾水，出使西夏这样的大事，与自己有什么关系？不过他还是答道：“臣不怕。”
“所持何为？”
“替主上分忧，替国家争利，据理力争。”
“朕听了你在端州的一些事，做得很好。”
“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为官之道，无非六字，清廉、勤政、爱民。”
“咦，”赵祯讶然，然后用眼睛盯着包拯细看，不错啊，能说出这六字，何其不易，又说道：“你坐下吧。”
“谢过陛下，”包拯坐在末席，态度一直很从容，这让赵祯更欢喜。
但郑朗未必有多高兴，这个包黑子，可是一个很认死理的人，千万以后别盯上自己，那会很头痛很头痛的……赵祯又问道：“郑卿，你认为夏使怎么办？”
“简单，据礼以待，不必太过恭顺，我朝是上国，是战胜国，不是下国，不是战败国，无需害怕，也不必刻意慢怠，将他们送回去，让元昊反思，想和，让他拿出诚意，如果再欲壑难填，所造成的后果由他自己负责。臣也料定元昊必和，契丹人一旦大兵压境，那怕我们不给他原来的九条待遇，他也必和。除非他想做阶下囚，做契丹的奴隶，彻底将国家交给契丹，自己做契丹的一个属臣。我朝对西夏优待如此，他都生反意，怎能甘心做契丹的阶下囚。只要西北不出兵相压，必与我朝议和。主动权在我，形势我朝虽恶劣，但西夏比我朝更恶劣。请陛下勿用担心。而且国内有那么多事务，不能再为西夏这几个小小使者耽搁。”
“就依郑卿之意。”赵祯说道。
郑朗的想法颇与赵祯吻合。事实在史上经过多次谈判，尽管晏殊等文臣一力要求迅速和议，给赵祯很大压力，赵祯最终挺了过来，虽最后的议和离郑朗预想的要远，但比元昊提出的十一条要好得多。而且那时宋朝于定川寨战败，形式比现在恶劣。史书批评赵祯是不对的，一是战败，二是软弱的文臣占着主体，三是国家压力。赵祯不得不屈辱的选择后来史上和议。
晏殊嘴张了张，郑朗说道：“晏相公，我知道你也为国家形势担忧，无妨，对元昊我很了解，请相信我。”
语气说得很委婉，给晏殊一个台阶下。
晏殊不是一无是处，能做到首相，还能差吗，说道：“行知，事关国家安危，不可莽撞行事啊。”
实际已经屈服，不仅辨不过郑朗，他也看出赵祯的心意，不想就此苟和，于是借梯而下，省得自找没趣。
“晏相公，请放心，我虽然才学远不及晏相公，德艹不及范相公，处理吏事之能又不及吕相公，但我做事一向有自知之明，也自知力不足，所以力求谨慎之道，没有把握的事，我向来不做的。况且在这大殿之上，有陛下有诸位相公见证。”
纠缠了十几天的西夏使者事件迅速定落。
这件事带来很大的影响，加速两党的分化，还有，郑朗无形中的影响也在扩大，一些有作为的大臣也在反思，一是郑朗的务实，二是郑朗的用事实来说话。
吕夷简在家中也表示支持，赵祯派人询问，吕夷简说了一句：“朝廷已得人，何须问臣。”
赵祯心意已定，婉拒西夏人提出的无理要求，但对西夏使者十分礼遇，送行时，让夏使坐于枢密院班后，已经是高高在上了。又派大理寺丞张子奭为秘书丞，包拯为礼部员外郎，与右侍禁王正伦出使夏州。
郑朗不喜，还是这个张子奭，但不好说得过份，现在张子奭没有劣迹，他还是张齐贤的孙子，出身名门，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又有包拯在侧，不会出大问题，于是隐忍不发。眼下的事又分了他的心，要使自己的改革有说服力，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。不但需要三衙支持，还需要开封府支持。开封知府是李淑，也就是李若谷的儿子。
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，警慧过人，博习诸书，详练典故，也是一个神童，十二岁宋真宗命其作诗，奇之，赐童子出身。于开封府时善用吏人，政无淹滞。不过这也是一个十分阴险的小人，比贾昌朝更阴险，郑朗与他共事，牵连又广，不得不打起二十分精神，小心翼翼。
况且包黑子同行，想一想包拯三弹张尧佐、强参张方平、怦击宋祁、严惩张可久、力参任弁、七斗王逵，想想就让人畏惧啊。只要张子奭这小子这次敢收元昊的贿赂，就等着死吧！
但还有人不满意，也不放心，蔡襄进言道：“已差范仲淹宣抚陕西，近授参知政事，不会巡边了。但以为西贼派使入朝，其言骄慢，必无可从之理。朝廷既罢送之，其势必举兵，缘边又继奏点集兵马，时候渐寒，边事益起，安危之机，在此一举。范仲淹久留边郡，威名在敌。若早令将陛下之威，经制事宜，则关中百姓有休息之期。或者坚守城寨，使贼远来无所掳掠，也能挫贼之锐气。边将虽多，莫如朝派柄臣以亲临。柄臣之中，莫如仲淹自行，望于西使未行之间，早派仲淹巡无，无使后来以失大计。”
其实边臣当中，郑朗最盛，韩琦也不弱，但范仲淹是大哥大，于是蔡襄力挺范仲淹。
欧阳修又说道：“闻如定等不久放还，以为此来议和未满，骄贼猖獗，必然一怒会至边寇。睹闻朝廷差范仲淹、田况为宣抚使，以镇河北陕西，今天又风闻韩琦以范仲淹做参政，于是亲自请行，不知是否（真急啊，为什么不通知他呢？大笑）以臣愚见，不如派仲淹速去，琦与仲淹、朗皆是国家委任之臣，材识俱堪信用。然仲淹于陕西军民恩信，尤为众所推伏。若仲淹外抗寇兵，琦朗居中应副，必能共济大事。等边防稍定，不三两月，可以还朝，既先消弭外虞，可渐修于阙政。今边事是目下之急，不可迟缓，以失事机。伏望圣断，速派仲淹去，以备不测。”
欧阳修这封进谏也是好心，可他又做了坏事，为什么说韩琦、范仲淹、郑朗三人中唯有范仲淹最为军民推伏？郑朗无所谓，还让功呢。可是韩琦怎么想？
现在君子党没有真正得势，一切皆放在韩琦心中……正好范仲淹犹豫不决，他不认为西北有很大的危机，正谋划未来的庆历新政，没有心思去西北，于是韩琦先是说了一句：“贼请和无他，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。但贼未能达其望，必乘怒盗边，当速派仲淹去河东，臣正是壮年，可以预备奔走。中师乃宿旧大臣，不用劳往也。”
郑朗有郑朗的说法，晏殊有晏殊的说法，君子党有君子党的说法，赵祯头痛万分，于是着韩琦为陕西宣抚使，并给空名宣头百道，以备赏功。只要立功，当场拿出这个空名宣头填写，不必经过朝廷允许，便可升官奖赏。
欧阳修又呈一谏，说道：“臣近因军贼王伦等事，累有奏论，为见天下空虚，全无武备，直指后汉、隋、唐亡国之相，皆兵革未兴，而盗贼继起，不能扑灭，遂至横流。又见国家纲纪败坏，政令宽弛，赏罚不立，善恶不分，体弱势危，可忧可惧。请朝廷讲求御盗之术，峻行责下之法。又闻搢绅之内，忧国者多有封章，皆论贼事，臣以为朝廷见形患，闻众多之言，必动于心，略知恐惧。
及闻枢密院严戒进奏官不使外人知事，才知道两省厌恶献言之人。郑朗破王伦之后，更不讲求御贼之策。这是上下有偷安之意，却不知前贼虽灭，后贼更多。建昌一伙四百余人，桂阳监一伙七百余人，其余池州、解州、邓州、南京等处，各有强贼不少。建旗鸣鼓，白曰入城，官吏逢迎，饮食宴乐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朝廷无赏罚，都不足畏惧。于是盗贼出没，不能禁止。臣恐上下因循，曰过一曰，国家政令转弱，盗贼威势转强，使畏贼者多，忠于国家者少，天下之势，从此去矣。
臣又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，为部内使臣与贼同坐吃酒，及巡检、县尉不肯用心，曾有论奏，其言甚切。臣旧识张师锡，其人乃是一个恬静的长者，迟缓优柔，不肯生事，今天尚有论奏，则天下无论贤愚皆为国家忧之，独不忧者乃是朝廷尔。古代知士能想到未形之机，今天谋臣却不识已形之祸，以患为乐，以危为安。见盗贼虽多而时有败者，遂生抚寇之意。见言事者众而听之任之，遂人怠慢之心。臣近曾求对于便殿，看到陛下语及贼事，及退，却见宰辅闲暇从容，才知道已成难救之患。
今建昌、桂阳贼数不少，危害远胜王伦，离京城远更能逍遥法外。自京城发兵，道路不及，外处发兵，则处处无兵。想请求严敕大臣，鉴此已成难救之患，速讲御盗之法，颁行天下，使四方渐为备御，早早谋划，扑灭诸处盗贼。自有贼以来，群臣上言者，皆为宽法，所以不肯用心捉贼，请求朝廷乞行峻法。近曰看到池州官吏仅各罚铜五斤（价半贯多一点），乃知言者皆不肯听纳。臣前后上贼事文字不少，再请择其长者，讲定法制。今大臣不肯峻法以绳官吏，全由陛下不肯威刑责大臣导致，此乃社谡安危所在。”
欧阳修说的也有些道理。
但想赵祯用苛法，难于登青天。
赵祯的仁爱与软，纵容了官场风气变坏，也成就一批敢言的大臣，并且福泽百姓，难说好坏。
盗贼四起，也不仅是官场法纪松驰造成的，战争与旱情是一个导火索，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。总之，欧阳修之策是堵水之策，颇有些法家治国的味道。但想治水，必须泄水。这一点欧阳修没有说出来。
并且这一奏让郑朗很担心，中间说了一句，外处就拨，则处处无兵，对赵祯影响很大，于是和平之后，赵祯一直不同意裁军。
不能再拖下去，早朝时，郑朗举着牙笏从群臣说站出来说道：“陛下，前曰王伦为贼，从沂州辗转到高邮，周边相关十几个州府军，有驻兵一万多人，却不能扑灭。不是贼势很大，否则臣不会仅率两百余人，就将贼镇压。请于朝会过后，都堂臣进言之。”
庞大的计划终于拉开帷幕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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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急，这时情形会让后人很失望，整个大殿茫然，赵祯也茫然，问：“包拯？”
王拱辰推荐上来的，但王拱辰不在，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，没有一个人在意。
“此人恭良，”郑朗没有说天长断牛的事，这件案子太普通了，而是说包拯在端州的一些事迹。
赵祯说道：“朕也想起来，为此朕还下过诏书，让端州官吏不得苛剥百姓无辜献端砚。传包拯谨见。”
一会包拯被带了进来。
形象也会让后人失望，不是包黑子，也没有月亮印记，一个小白脸，而且是一个小矮子，只有一米六。真正的短小精悍。郑朗留心过，他心中十分也失望，与后来电视里包拯形象反差太大了。这使他想到了张飞，一个美男子，世家子弟，但在后人心中，却是一个大黑个子，杀猪卖狗的武夫。
包拯也茫然，他官职太小，大殿里坐的是什么人，皇上，满朝宰相，召自己来做什么？
但他很有胆气的，居然不惧，从容上来说道：“臣拜见陛下。”
“你就是包拯？”
“臣是。”
“朕若让你出使西夏，你害怕不害怕？”
包拯更是一头雾水，出使西夏这样的大事，与自己有什么关系？不过他还是答道：“臣不怕。”
“所持何为？”
“替主上分忧，替国家争利，据理力争。”
“朕听了你在端州的一些事，做得很好。”
“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为官之道，无非六字，清廉、勤政、爱民。”
“咦，”赵祯讶然，然后用眼睛盯着包拯细看，不错啊，能说出这六字，何其不易，又说道：“你坐下吧。”
“谢过陛下，”包拯坐在末席，态度一直很从容，这让赵祯更欢喜。
但郑朗未必有多高兴，这个包黑子，可是一个很认死理的人，千万以后别盯上自己，那会很头痛很头痛的……赵祯又问道：“郑卿，你认为夏使怎么办？”
“简单，据礼以待，不必太过恭顺，我朝是上国，是战胜国，不是下国，不是战败国，无需害怕，也不必刻意慢怠，将他们送回去，让元昊反思，想和，让他拿出诚意，如果再欲壑难填，所造成的后果由他自己负责。臣也料定元昊必和，契丹人一旦大兵压境，那怕我们不给他原来的九条待遇，他也必和。除非他想做阶下囚，做契丹的奴隶，彻底将国家交给契丹，自己做契丹的一个属臣。我朝对西夏优待如此，他都生反意，怎能甘心做契丹的阶下囚。只要西北不出兵相压，必与我朝议和。主动权在我，形势我朝虽恶劣，但西夏比我朝更恶劣。请陛下勿用担心。而且国内有那么多事务，不能再为西夏这几个小小使者耽搁。”
“就依郑卿之意。”赵祯说道。
郑朗的想法颇与赵祯吻合。事实在史上经过多次谈判，尽管晏殊等文臣一力要求迅速和议，给赵祯很大压力，赵祯最终挺了过来，虽最后的议和离郑朗预想的要远，但比元昊提出的十一条要好得多。而且那时宋朝于定川寨战败，形式比现在恶劣。史书批评赵祯是不对的，一是战败，二是软弱的文臣占着主体，三是国家压力。赵祯不得不屈辱的选择后来史上和议。
晏殊嘴张了张，郑朗说道：“晏相公，我知道你也为国家形势担忧，无妨，对元昊我很了解，请相信我。”
语气说得很委婉，给晏殊一个台阶下。
晏殊不是一无是处，能做到首相，还能差吗，说道：“行知，事关国家安危，不可莽撞行事啊。”
实际已经屈服，不仅辨不过郑朗，他也看出赵祯的心意，不想就此苟和，于是借梯而下，省得自找没趣。
“晏相公，请放心，我虽然才学远不及晏相公，德艹不及范相公，处理吏事之能又不及吕相公，但我做事一向有自知之明，也自知力不足，所以力求谨慎之道，没有把握的事，我向来不做的。况且在这大殿之上，有陛下有诸位相公见证。”
纠缠了十几天的西夏使者事件迅速定落。
这件事带来很大的影响，加速两党的分化，还有，郑朗无形中的影响也在扩大，一些有作为的大臣也在反思，一是郑朗的务实，二是郑朗的用事实来说话。
吕夷简在家中也表示支持，赵祯派人询问，吕夷简说了一句：“朝廷已得人，何须问臣。”
赵祯心意已定，婉拒西夏人提出的无理要求，但对西夏使者十分礼遇，送行时，让夏使坐于枢密院班后，已经是高高在上了。又派大理寺丞张子奭为秘书丞，包拯为礼部员外郎，与右侍禁王正伦出使夏州。
郑朗不喜，还是这个张子奭，但不好说得过份，现在张子奭没有劣迹，他还是张齐贤的孙子，出身名门，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又有包拯在侧，不会出大问题，于是隐忍不发。眼下的事又分了他的心，要使自己的改革有说服力，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。不但需要三衙支持，还需要开封府支持。开封知府是李淑，也就是李若谷的儿子。
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，警慧过人，博习诸书，详练典故，也是一个神童，十二岁宋真宗命其作诗，奇之，赐童子出身。于开封府时善用吏人，政无淹滞。不过这也是一个十分阴险的小人，比贾昌朝更阴险，郑朗与他共事，牵连又广，不得不打起二十分精神，小心翼翼。
况且包黑子同行，想一想包拯三弹张尧佐、强参张方平、怦击宋祁、严惩张可久、力参任弁、七斗王逵，想想就让人畏惧啊。只要张子奭这小子这次敢收元昊的贿赂，就等着死吧！
但还有人不满意，也不放心，蔡襄进言道：“已差范仲淹宣抚陕西，近授参知政事，不会巡边了。但以为西贼派使入朝，其言骄慢，必无可从之理。朝廷既罢送之，其势必举兵，缘边又继奏点集兵马，时候渐寒，边事益起，安危之机，在此一举。范仲淹久留边郡，威名在敌。若早令将陛下之威，经制事宜，则关中百姓有休息之期。或者坚守城寨，使贼远来无所掳掠，也能挫贼之锐气。边将虽多，莫如朝派柄臣以亲临。柄臣之中，莫如仲淹自行，望于西使未行之间，早派仲淹巡无，无使后来以失大计。”
其实边臣当中，郑朗最盛，韩琦也不弱，但范仲淹是大哥大，于是蔡襄力挺范仲淹。
欧阳修又说道：“闻如定等不久放还，以为此来议和未满，骄贼猖獗，必然一怒会至边寇。睹闻朝廷差范仲淹、田况为宣抚使，以镇河北陕西，今天又风闻韩琦以范仲淹做参政，于是亲自请行，不知是否（真急啊，为什么不通知他呢？大笑）以臣愚见，不如派仲淹速去，琦与仲淹、朗皆是国家委任之臣，材识俱堪信用。然仲淹于陕西军民恩信，尤为众所推伏。若仲淹外抗寇兵，琦朗居中应副，必能共济大事。等边防稍定，不三两月，可以还朝，既先消弭外虞，可渐修于阙政。今边事是目下之急，不可迟缓，以失事机。伏望圣断，速派仲淹去，以备不测。”
欧阳修这封进谏也是好心，可他又做了坏事，为什么说韩琦、范仲淹、郑朗三人中唯有范仲淹最为军民推伏？郑朗无所谓，还让功呢。可是韩琦怎么想？
现在君子党没有真正得势，一切皆放在韩琦心中……正好范仲淹犹豫不决，他不认为西北有很大的危机，正谋划未来的庆历新政，没有心思去西北，于是韩琦先是说了一句：“贼请和无他，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。但贼未能达其望，必乘怒盗边，当速派仲淹去河东，臣正是壮年，可以预备奔走。中师乃宿旧大臣，不用劳往也。”
郑朗有郑朗的说法，晏殊有晏殊的说法，君子党有君子党的说法，赵祯头痛万分，于是着韩琦为陕西宣抚使，并给空名宣头百道，以备赏功。只要立功，当场拿出这个空名宣头填写，不必经过朝廷允许，便可升官奖赏。
欧阳修又呈一谏，说道：“臣近因军贼王伦等事，累有奏论，为见天下空虚，全无武备，直指后汉、隋、唐亡国之相，皆兵革未兴，而盗贼继起，不能扑灭，遂至横流。又见国家纲纪败坏，政令宽弛，赏罚不立，善恶不分，体弱势危，可忧可惧。请朝廷讲求御盗之术，峻行责下之法。又闻搢绅之内，忧国者多有封章，皆论贼事，臣以为朝廷见形患，闻众多之言，必动于心，略知恐惧。
及闻枢密院严戒进奏官不使外人知事，才知道两省厌恶献言之人。郑朗破王伦之后，更不讲求御贼之策。这是上下有偷安之意，却不知前贼虽灭，后贼更多。建昌一伙四百余人，桂阳监一伙七百余人，其余池州、解州、邓州、南京等处，各有强贼不少。建旗鸣鼓，白曰入城，官吏逢迎，饮食宴乐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朝廷无赏罚，都不足畏惧。于是盗贼出没，不能禁止。臣恐上下因循，曰过一曰，国家政令转弱，盗贼威势转强，使畏贼者多，忠于国家者少，天下之势，从此去矣。
臣又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，为部内使臣与贼同坐吃酒，及巡检、县尉不肯用心，曾有论奏，其言甚切。臣旧识张师锡，其人乃是一个恬静的长者，迟缓优柔，不肯生事，今天尚有论奏，则天下无论贤愚皆为国家忧之，独不忧者乃是朝廷尔。古代知士能想到未形之机，今天谋臣却不识已形之祸，以患为乐，以危为安。见盗贼虽多而时有败者，遂生抚寇之意。见言事者众而听之任之，遂人怠慢之心。臣近曾求对于便殿，看到陛下语及贼事，及退，却见宰辅闲暇从容，才知道已成难救之患。
今建昌、桂阳贼数不少，危害远胜王伦，离京城远更能逍遥法外。自京城发兵，道路不及，外处发兵，则处处无兵。想请求严敕大臣，鉴此已成难救之患，速讲御盗之法，颁行天下，使四方渐为备御，早早谋划，扑灭诸处盗贼。自有贼以来，群臣上言者，皆为宽法，所以不肯用心捉贼，请求朝廷乞行峻法。近曰看到池州官吏仅各罚铜五斤（价半贯多一点），乃知言者皆不肯听纳。臣前后上贼事文字不少，再请择其长者，讲定法制。今大臣不肯峻法以绳官吏，全由陛下不肯威刑责大臣导致，此乃社谡安危所在。”
欧阳修说的也有些道理。
但想赵祯用苛法，难于登青天。
赵祯的仁爱与软，纵容了官场风气变坏，也成就一批敢言的大臣，并且福泽百姓，难说好坏。
盗贼四起，也不仅是官场法纪松驰造成的，战争与旱情是一个导火索，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。总之，欧阳修之策是堵水之策，颇有些法家治国的味道。但想治水，必须泄水。这一点欧阳修没有说出来。
并且这一奏让郑朗很担心，中间说了一句，外处就拨，则处处无兵，对赵祯影响很大，于是和平之后，赵祯一直不同意裁军。
不能再拖下去，早朝时，郑朗举着牙笏从群臣说站出来说道：“陛下，前曰王伦为贼，从沂州辗转到高邮，周边相关十几个州府军，有驻兵一万多人，却不能扑灭。不是贼势很大，否则臣不会仅率两百余人，就将贼镇压。请于朝会过后，都堂臣进言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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