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83章 太宗篇30 雍熙二年
广阳伯府简朴而又不失威严，换在一年前还不是这样，只不过在皇帝力倡节俭，反复提及，并屡次批评教育那些用度奢侈之家，铺张浪费之举后，作为大汉有数的权臣之一，赵匡义自然也谨遵皇帝教诲，领会皇帝意图。
于是，广阳伯府的日常开销一下子减半，曾经那些张挂各处，展现权力、地位与富贵的金玉绸饰，都消失无踪。
除了权力与名位之外，赵匡义还是一个十分严谨克制的人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人，在生活作风这种小问题上，更不可能和某些人一般，逆着皇帝的意志来。
对于皇帝厉行节俭的举措，朝野之间当然一片称赞，这毕竟是政治正确的事。只不过他们背地里是怎么想的，就难与外人说了。
同时，依附于权贵们的那些奴仆、扈从，反倒是怨声一片，毕竟，他们的待遇肉眼可见地下降了。权贵们的奢侈享受，有很大一部分营养，实则是被寄生于他们身上府中的虫豸们吸取的。
当然，刘旸在生活作风上的提倡与约束，也不仅仅留于口头上，毕竟，连诏书制命都有人敢阳奉阴违，何况这种不致命的事情，该有的手段，刘旸也用尽了。
从雍熙元年秋开始，除了对一些权贵明确提出批评之外，刘旸也开始在人事上给这些人设阻，有皇城司、武德司的辅助，勋贵、官僚们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不说全部摸清，总是有个脉络可循。
不听上意，那么今上就从他们最在意的地方去炮制，打他们利益核心，而正巧，从蜀乱爆发之后，朝廷便借机提出了一系列的吏治教育改革要求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清廉能干的官吏得到了提拔，相反，曾今那些不以为意甚至肆无忌惮者，则被贬、免、流“照顾”上。其中，有不少在税改大政下兴风作浪抑或玩忽职守乃至阳奉阴违者，都得到了惩戒。
在雍熙元年下半年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行政官、司法官、治安官再到监察官，在吏部尚书慕容德丰的主持下，罢免、替换、问罪官吏达五百余人，其中有近半都是各地、各署的头脑人物。
如此大力度的吏治整风，可是刘旸继位以来空前的大手笔，引得上下格外不适，甚至在行政上引起了不小的混乱，很多人都表示不满。
尤其是川蜀爆发大乱的情况，很多人都以此来劝谏、提醒刘旸，但刘旸却也同样的理由反驳回去，川蜀之乱正是给他们上上下下提了个醒，究其原因，正是吏治污浊所致。
朝廷若不引以为戒，即行整饬，难道要等到全国各地，边地烽烟，处处叛乱，再行挽救吗？
同时，刘旸还能摆出一大堆官吏失职、权贵犯罪、豪强猖獗的案例与证据，只是在政治上整风，已经是皇帝克制宽忍的结果了。
从河清之行，到川蜀叛乱，虽然样本不算多，但皇帝刘旸倒也勉强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，当然不是土地矛盾、生产所有制上的根本问题。
而是，刘旸深刻地意识到，吏治不清，皇帝的权威不固，就别提什么改制改革，再实惠考虑再周全的政策，都别想落实好。你以为的治病良药，落到平民百姓身上可能就是要命的毒药。
也是基于此点认识，刘旸开始从“税改”的窠臼中摆脱出来，开始跨步前行，有力出击，真正从吏治着手，开始收权立威。而人事权，在任何国家、任何体制中，都是最核心的大权，刘旸当然要收到手中。
当然，要实现这个目的，不是靠简单粗暴地免些官、换些人就能实现的，如果新上任的官员与前任一般，那也只是白费功夫，反而造成政局动荡。
因此，针对前前后后、反反复复由内外臣僚们上奏提出的“税改之弊”，刘旸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正意见，而这些根据实际问题、弊病提出来的政策意见，则在不断的完善之中逐渐形成刘旸的施政纲领。
总结的来说，就是“肃清吏治，加强监察，与民以惠，保证公平”。治政先治吏，安邦先安民，人治社会中以人治思想政策治国安民造成的问题，终寻求以人治的方式去解决。
这条路终点难说何方，最后也未必走得通，但随着刘旸抓住“重点”，至少眼下，是以一个稳健有力的步伐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。
雍熙元年的皇帝刘旸很辛苦，除了军国大事的处理，他将很多时间，都花费在官吏的考核教育上。
外放的朝官、进京戍职的地方官，从知县令长起，他每个人都要亲自接见，考察他们对履地政治民情的了解，听取他们的施政想法，同时交待他自己的用政理念。
皇帝都亲力亲为到这个地步了，自然是有效果的，正是在这样的苦心孤诣、呕心沥血之下，属于雍熙皇帝独有的权威自内而外开始建立，也是皇权也开始起步反击。
而地方上的官僚们，或许不会在意民间疾苦，但一定在意自己的权势与官帽子，皇帝也通过这场政治整风，让他们清醒得认识到，哪怕天高皇帝远，紫微城中的雍熙皇帝依旧是能掌控他们前途生死的人，不要失了敬畏之心。
刘旸也向他的臣僚们传递着一个态度，清廉自守，尽职做事，那就无事。想要进步，则做当下最重要的事，释民怨，安民心，卫公平。
当然，刘旸能这么做，掀起这样一场政治改革，也是有足够基础的。首先，类似的“整风运动”在世祖皇帝时代并不少见，大汉的臣民对此也是“有见识”的。
其次便是刘旸是从一个实权太子进化成皇帝的，除了母族等外戚力量的支撑，三十多年间以东宫僚属为核心也培养了大量人才，而这些毫无疑问是刘旸的核心力量所在，从各方面支持着他的执政。
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大汉帝国在世祖皇帝统治晚期，出现了各种弊病，国力有所衰退，但统治阶级的整体实力与控制力还是很强的，朝廷的权威也足，从官方到民间，风气从整体上也是向上。
没有这些，像刘旸这么搞，早就沸反盈天了。诚然，大汉诸道州都有各种跌破下限、毫无吃相、贪婪到近乎愚蠢的剥削行为，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如川蜀那般，连最后一粒粮、一枚铜钱都不愿意留给底层下民小农。
而通过这么一场“政治进攻”，刘旸也才真正意识到，世祖皇帝留给他的，究竟是怎样一笔财富。这笔财富的核心，不是皇位、耳目与财富，而是那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稳定运行了几十年的国家社会管理体制。
在这个体制里，只要能把握住核心权力，那么皇权几乎是无限的，当然，也只有世祖皇帝能触及到那最高的上限。
为此，刘旸甚至不由反思继位以来发生的种种状况，有些事情甚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毕竟，依其预计，他登基之后的情况，应该是众正盈朝，君臣一心，共同匡正大汉积弊，让国家重新走上一个正轨，创造一个更为理性和谐、繁荣昌盛的清平世界。
但显然，刘旸此前太“天真”了。痛定思痛之后，刘旸得出了一个结论，最根本的原因，或许是他保留了太多东宫时期的心理与作风，名位虽到了，但思想上远没有跟上。
要知道，世祖皇帝为何会拥有那般至高无上的权威，可不是白来的，也不是靠活得久，那是他张开獠牙利口生生抢来的，那是建立在累累尸骨上的。
或许不那么充分，但当刘旸真正认识到手中权力，并利用其治国理政时，大汉帝国也自上而下地向着曾经的秩序恢复。
平心而论，从刘旸登基以来产生的种种风波，出现的累累乱象，如全部归咎于他这个雍熙皇帝无能，诟病他软弱迟疑、掌控力不足，那是有失公允的。
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，世祖皇帝的问题很大，他既创造了一个巅峰的封建帝国，也带给臣民无尽的压力与麻烦。
而比起继承世祖皇帝的伟大，刘旸更大的挑战，反而是如何一边承受着那光环的反噬，一边给先帝买单擦屁股，税改是一方面，蜀乱也是一方面，两者之外，还有更多。
蜀中起义，对于还未彻底走上正轨的雍熙政权而言，是一个不小的挑战，但对皇帝刘旸来说，同时也危中有机。
继位之初的各种挣扎犹豫，无处着手，也随着蜀乱的爆发，让刘旸找到了一个切入点，一个统筹内外、驾驭权柄的契机。
当然，前提是要取得胜利，川蜀的乱贼要平定，然而，半年多了，进展并不是那么地顺利
时下已是雍熙二年仲春，视角放回到广阳伯府，黄昏将至未至，天空已布满绚丽的色彩，比起平日，赵匡义回府可要早多了，并且心情很是不错，嘴角洋溢的笑容怎么也敛不住。
让前来迎接的伯府长子赵德崇都忍不住开口询问：“今日有何喜事，让父亲如此开颜，莫非蜀乱平了？”
闻问，赵匡义立刻收敛了，面上不再挂着喜颜，恢复了他政事堂二号人物的威严。
伸手朝里，在赵德崇的陪同下，穿过中庭，直入正堂，方才说道：“蜀乱未已，不过你父权柄更甚了！”
迎着赵德崇讶异的目光，赵匡义嘴角再度露出笑容，解释道：“陛下让为父协管都察院，今后这朝廷监察事务，也由老夫过问了！”
过去的一年，准确地讲是过去半年内，都察院的权威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，这完全是由皇帝刘旸催动的。
刘旸要搞吏治，除了对官员的教导培养、人事调换之外，监督工作是很重要，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环，而在世祖时期，朝廷监察系统也是几经调整，权力不说没有，但总归是要弱上那么一环的。
监察工作不好做，既要去啃骨头、得罪人，自己还要持身以正，随时抵御各种外界的利诱与威胁。而世祖皇帝，又是个更偏向剑走偏锋，搞特务监察的，自然就导致都察院的权威无形被削弱。
而刘旸登基以来的做法，便对都察院的权威进行了重塑，为此不惜限制皇城、武德二司，今春以来，又再度明诏，将都察院内外各级御史权责明确，同时增加行政拨款。还放出话，下一次科考，将再适当提高明法科的录取人数与录取率。
一时间，都察院的官员们，腰杆子也硬了，头也能抬头了。被刘旸拜为“都察使”的杨业，更是炙手可热。监察系统，对大汉官员你的吸引力也肉眼可见的提升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皇帝让实际为政事堂副相的赵匡义协管都察院，一方面是进一步提升监察系统实力，另一方面对赵匡义而言也是权力的扩大，相辅相成的事。
赵匡义看得清楚此事的影响，于他自身有大利，自然开怀。
相比之下，赵德崇则显得要谨慎些，想了想，道：“这可是得罪人的差事！”
闻言，赵匡义摆摆手，笑道：“想要做事，做成事，哪有不得罪人的？何况，到了为父这个地位，值得我去得罪的人与事，也不多了！你之顾虑，不足为虑！”
说着，赵匡义又不禁感慨道：“陛下这手棋下得也堪称精妙，让慕容德丰用人，让为父察人，以此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，而为父还得心甘情愿地堕入彀中.”
听赵匡义这么说，赵德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赵匡义则继续道：“而比起都察院的权柄，为父更欢喜的，恰恰是此事。
过去这半年，慕容德丰那竖子在朝廷内外安插了不少人，其中不乏要害重职，不免得意而望形。
显然，即便被陛下视为股肱心腹，左膀右臂，若是权势过甚，也难免猜忌。
陛下并非毫无保留信任慕容德丰，那君臣之间的嫌隙或许就从此开始，这，已足够为父高兴一阵子了.”
听赵匡义这么一番心机之言，赵德崇眉头蹙了蹙，却也不好打扰他的好心情，只能轻轻地吁了口气。此时此刻，自家父亲，又何尝不是得意忘形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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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，广阳伯府的日常开销一下子减半，曾经那些张挂各处，展现权力、地位与富贵的金玉绸饰，都消失无踪。
除了权力与名位之外，赵匡义还是一个十分严谨克制的人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人，在生活作风这种小问题上，更不可能和某些人一般，逆着皇帝的意志来。
对于皇帝厉行节俭的举措，朝野之间当然一片称赞，这毕竟是政治正确的事。只不过他们背地里是怎么想的，就难与外人说了。
同时，依附于权贵们的那些奴仆、扈从，反倒是怨声一片，毕竟，他们的待遇肉眼可见地下降了。权贵们的奢侈享受，有很大一部分营养，实则是被寄生于他们身上府中的虫豸们吸取的。
当然，刘旸在生活作风上的提倡与约束，也不仅仅留于口头上，毕竟，连诏书制命都有人敢阳奉阴违，何况这种不致命的事情，该有的手段，刘旸也用尽了。
从雍熙元年秋开始，除了对一些权贵明确提出批评之外，刘旸也开始在人事上给这些人设阻，有皇城司、武德司的辅助，勋贵、官僚们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不说全部摸清，总是有个脉络可循。
不听上意，那么今上就从他们最在意的地方去炮制，打他们利益核心，而正巧，从蜀乱爆发之后，朝廷便借机提出了一系列的吏治教育改革要求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清廉能干的官吏得到了提拔，相反，曾今那些不以为意甚至肆无忌惮者，则被贬、免、流“照顾”上。其中，有不少在税改大政下兴风作浪抑或玩忽职守乃至阳奉阴违者，都得到了惩戒。
在雍熙元年下半年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行政官、司法官、治安官再到监察官，在吏部尚书慕容德丰的主持下，罢免、替换、问罪官吏达五百余人，其中有近半都是各地、各署的头脑人物。
如此大力度的吏治整风，可是刘旸继位以来空前的大手笔，引得上下格外不适，甚至在行政上引起了不小的混乱，很多人都表示不满。
尤其是川蜀爆发大乱的情况，很多人都以此来劝谏、提醒刘旸，但刘旸却也同样的理由反驳回去，川蜀之乱正是给他们上上下下提了个醒，究其原因，正是吏治污浊所致。
朝廷若不引以为戒，即行整饬，难道要等到全国各地，边地烽烟，处处叛乱，再行挽救吗？
同时，刘旸还能摆出一大堆官吏失职、权贵犯罪、豪强猖獗的案例与证据，只是在政治上整风，已经是皇帝克制宽忍的结果了。
从河清之行，到川蜀叛乱，虽然样本不算多，但皇帝刘旸倒也勉强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，当然不是土地矛盾、生产所有制上的根本问题。
而是，刘旸深刻地意识到，吏治不清，皇帝的权威不固，就别提什么改制改革，再实惠考虑再周全的政策，都别想落实好。你以为的治病良药，落到平民百姓身上可能就是要命的毒药。
也是基于此点认识，刘旸开始从“税改”的窠臼中摆脱出来，开始跨步前行，有力出击，真正从吏治着手，开始收权立威。而人事权，在任何国家、任何体制中，都是最核心的大权，刘旸当然要收到手中。
当然，要实现这个目的，不是靠简单粗暴地免些官、换些人就能实现的，如果新上任的官员与前任一般，那也只是白费功夫，反而造成政局动荡。
因此，针对前前后后、反反复复由内外臣僚们上奏提出的“税改之弊”，刘旸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正意见，而这些根据实际问题、弊病提出来的政策意见，则在不断的完善之中逐渐形成刘旸的施政纲领。
总结的来说，就是“肃清吏治，加强监察，与民以惠，保证公平”。治政先治吏，安邦先安民，人治社会中以人治思想政策治国安民造成的问题，终寻求以人治的方式去解决。
这条路终点难说何方，最后也未必走得通，但随着刘旸抓住“重点”，至少眼下，是以一个稳健有力的步伐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。
雍熙元年的皇帝刘旸很辛苦，除了军国大事的处理，他将很多时间，都花费在官吏的考核教育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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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都亲力亲为到这个地步了，自然是有效果的，正是在这样的苦心孤诣、呕心沥血之下，属于雍熙皇帝独有的权威自内而外开始建立，也是皇权也开始起步反击。
而地方上的官僚们，或许不会在意民间疾苦，但一定在意自己的权势与官帽子，皇帝也通过这场政治整风，让他们清醒得认识到，哪怕天高皇帝远，紫微城中的雍熙皇帝依旧是能掌控他们前途生死的人，不要失了敬畏之心。
刘旸也向他的臣僚们传递着一个态度，清廉自守，尽职做事，那就无事。想要进步，则做当下最重要的事，释民怨，安民心，卫公平。
当然，刘旸能这么做，掀起这样一场政治改革，也是有足够基础的。首先，类似的“整风运动”在世祖皇帝时代并不少见，大汉的臣民对此也是“有见识”的。
其次便是刘旸是从一个实权太子进化成皇帝的，除了母族等外戚力量的支撑，三十多年间以东宫僚属为核心也培养了大量人才，而这些毫无疑问是刘旸的核心力量所在，从各方面支持着他的执政。
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大汉帝国在世祖皇帝统治晚期，出现了各种弊病，国力有所衰退，但统治阶级的整体实力与控制力还是很强的，朝廷的权威也足，从官方到民间，风气从整体上也是向上。
没有这些，像刘旸这么搞，早就沸反盈天了。诚然，大汉诸道州都有各种跌破下限、毫无吃相、贪婪到近乎愚蠢的剥削行为，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如川蜀那般，连最后一粒粮、一枚铜钱都不愿意留给底层下民小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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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体制里，只要能把握住核心权力，那么皇权几乎是无限的，当然，也只有世祖皇帝能触及到那最高的上限。
为此，刘旸甚至不由反思继位以来发生的种种状况，有些事情甚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毕竟，依其预计，他登基之后的情况，应该是众正盈朝，君臣一心，共同匡正大汉积弊，让国家重新走上一个正轨，创造一个更为理性和谐、繁荣昌盛的清平世界。
但显然，刘旸此前太“天真”了。痛定思痛之后，刘旸得出了一个结论，最根本的原因，或许是他保留了太多东宫时期的心理与作风，名位虽到了，但思想上远没有跟上。
要知道，世祖皇帝为何会拥有那般至高无上的权威，可不是白来的，也不是靠活得久，那是他张开獠牙利口生生抢来的，那是建立在累累尸骨上的。
或许不那么充分，但当刘旸真正认识到手中权力，并利用其治国理政时，大汉帝国也自上而下地向着曾经的秩序恢复。
平心而论，从刘旸登基以来产生的种种风波，出现的累累乱象，如全部归咎于他这个雍熙皇帝无能，诟病他软弱迟疑、掌控力不足，那是有失公允的。
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，世祖皇帝的问题很大，他既创造了一个巅峰的封建帝国，也带给臣民无尽的压力与麻烦。
而比起继承世祖皇帝的伟大，刘旸更大的挑战，反而是如何一边承受着那光环的反噬，一边给先帝买单擦屁股，税改是一方面，蜀乱也是一方面，两者之外，还有更多。
蜀中起义，对于还未彻底走上正轨的雍熙政权而言，是一个不小的挑战，但对皇帝刘旸来说，同时也危中有机。
继位之初的各种挣扎犹豫，无处着手，也随着蜀乱的爆发，让刘旸找到了一个切入点，一个统筹内外、驾驭权柄的契机。
当然，前提是要取得胜利，川蜀的乱贼要平定，然而，半年多了，进展并不是那么地顺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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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问，赵匡义立刻收敛了，面上不再挂着喜颜，恢复了他政事堂二号人物的威严。
伸手朝里，在赵德崇的陪同下，穿过中庭，直入正堂，方才说道：“蜀乱未已，不过你父权柄更甚了！”
迎着赵德崇讶异的目光，赵匡义嘴角再度露出笑容，解释道：“陛下让为父协管都察院，今后这朝廷监察事务，也由老夫过问了！”
过去的一年，准确地讲是过去半年内，都察院的权威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，这完全是由皇帝刘旸催动的。
刘旸要搞吏治，除了对官员的教导培养、人事调换之外，监督工作是很重要，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环，而在世祖时期，朝廷监察系统也是几经调整，权力不说没有，但总归是要弱上那么一环的。
监察工作不好做，既要去啃骨头、得罪人，自己还要持身以正，随时抵御各种外界的利诱与威胁。而世祖皇帝，又是个更偏向剑走偏锋，搞特务监察的，自然就导致都察院的权威无形被削弱。
而刘旸登基以来的做法，便对都察院的权威进行了重塑，为此不惜限制皇城、武德二司，今春以来，又再度明诏，将都察院内外各级御史权责明确，同时增加行政拨款。还放出话，下一次科考，将再适当提高明法科的录取人数与录取率。
一时间，都察院的官员们，腰杆子也硬了，头也能抬头了。被刘旸拜为“都察使”的杨业，更是炙手可热。监察系统，对大汉官员你的吸引力也肉眼可见的提升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皇帝让实际为政事堂副相的赵匡义协管都察院，一方面是进一步提升监察系统实力，另一方面对赵匡义而言也是权力的扩大，相辅相成的事。
赵匡义看得清楚此事的影响，于他自身有大利，自然开怀。
相比之下，赵德崇则显得要谨慎些，想了想，道：“这可是得罪人的差事！”
闻言，赵匡义摆摆手，笑道：“想要做事，做成事，哪有不得罪人的？何况，到了为父这个地位，值得我去得罪的人与事，也不多了！你之顾虑，不足为虑！”
说着，赵匡义又不禁感慨道：“陛下这手棋下得也堪称精妙，让慕容德丰用人，让为父察人，以此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，而为父还得心甘情愿地堕入彀中.”
听赵匡义这么说，赵德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赵匡义则继续道：“而比起都察院的权柄，为父更欢喜的，恰恰是此事。
过去这半年，慕容德丰那竖子在朝廷内外安插了不少人，其中不乏要害重职，不免得意而望形。
显然，即便被陛下视为股肱心腹，左膀右臂，若是权势过甚，也难免猜忌。
陛下并非毫无保留信任慕容德丰，那君臣之间的嫌隙或许就从此开始，这，已足够为父高兴一阵子了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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